“电视台和视频网站因何呈排斥关系”、“电视台如何能把内容优势转化成收益优势”、“影视著作权如何得到更好的保护”……在上周末结束的2016北京电视节目交易会上，这三个问题成为相关论坛的主题。在其中的“影视著作权、版权”论坛上，编剧汪海林透露，“目前热播剧《锦绣未央》涉嫌抄袭200本书，但牵扯其中的几十位作者维权十分困难，原因是他们付不起诉讼费。”除了这点，基于“琼瑶诉于正[微博]《宫锁连城》抄袭《梅花烙》”一案，或许更加困难的还有对抄袭的界定、比对等大量繁杂的工作。

电视台的隐忧
相比电影和互联网的共生共赢，电视台和互联网是明显的排斥关系。
这两年，业内公认的趋势是电视台的式微、人才出走以及网络的愈加强势，但同时，大多好的内容还是首先经由电视台播出、再经网络发酵，单纯凭借网络形成现象级的节目或电视剧少之又少，至今能想到的也就是《奇葩说》、《太子妃升职记》、《余罪》、《法医秦明》等少数几部。
在秋交会“电视剧创作发展与未来”论坛上，清华大学教授尹鸿就提到，“相比电影和互联网的共生共赢，电视台和互联网是明显的排斥关系。”无论是从收视率和点击率呈反比，还是从广告投放看，电视台和互联网并不和谐。而最为尴尬的是，电视台现在更多地成为了互联网的一个宣传窗口，尹鸿以去年的《琅琊榜》、今年的《欢乐颂》为例表示，“电视台播好了，互联网就会好，电视台没播好，其实互联网也不容易好。电视台成为互联网的第一窗口，而且为这个窗口立下了汗马功劳，所以将来要解决怎样把这个影响力转化为电视台自身的利益?”尹鸿认为，归根结底还是要控制版权，湖南卫视在这方面的做法值得借鉴，“由于他有自己的内容控制和版权控制以及自己的新媒体平台，所以相对来讲还是会做得好一点。”
在记者看来，基于目前国内电视剧的版权归制作公司，节目版权是归电视台还是归制作公司要视具体情况，所以在电视台和网络对资源的竞争中，双方对于内容的独占性都不具绝对优势，而视频平台播出的便利性则要优于电视台，这也导致了视频网站近两年从“台网联动”变成“先网后台”。
网生代的划分
从30岁到50岁，伴随着互联网(1994年进入民用商用领域)长大的一代都是网生代。
“网生代”、“网感”这两个词是业内从业人员不得不面对，但又摸不到、拿不准的两个词。对于“网感”，一部分制作人、导演不会盲目迷信，他们更相信好的故事、好的制作、好的表演，而不会去轻信那些所谓的数据，因为有太多的数据本身就不靠谱;当然也会有一部分人相信数据，甚至拍什么题材、用什么演员都会通过调查公司给到的数据来作为参考依据，相比直觉经验，他们更相信一堆阿拉伯数字。不过，“网感”到底是什么?至今没人能说得清楚。刻意追求“网感”不见得就有网友追捧，不太迷信数据的作品引发网络热议甚至成为现象级的也不少。说到底，想要成为金字塔尖最优质的那部分，拼的不是网感而是质感。
至于“网生代”，大家会理所当然地认为是80后、90后，而在尹鸿看来，“从30岁到50岁，所有伴随着互联网(1994年进入民用商用领域)长大的一代都是网生代，所以育儿、婚恋、职场、住房都能成为话题。”
以前的电视是“得大妈者得天下”，现在应该是“得网生代者得天下”，“这些年只有在互联网被炒成了话题的电视剧，才会成为现象级的电视剧。有的电视剧在电视台刚刚播出时，收视率不高，但是由于互联网把它炒成了话题以后，它的收视率会大幅度走高。像《北平无战事》、《琅琊榜》、《欢乐颂》都是这样的。”尹鸿在谈到网生代已成为收视主体时说。
影视维权的尴尬
为什么好几年没有形成诉讼，因为有一个费用的问题，他们都很穷。
秋交会上，除了电视台和视频网站竞争的话题外，产业链更上游的影视版权问题也被重点讨论。在“影视制作权、版权”论坛上，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厅的厅长杨柏勇介绍了影视著作权“社会关注度高、审理难度大”的现状。其他与会专家以前段最受关注且原告赢得官司的两大案子“天下霸唱告电影《九层妖塔》侵权”和“琼瑶诉于正抄袭”为例，表示即便维权艰难，也应积极举证，只有这样才能为社会示范更多侵权的代价，比如“于正赔偿琼瑶500万”的结果就很良好和正向。
不过，编剧汪海林就以正在热播的“《锦绣未央》涉嫌抄袭200本书”为例，直言好多原著小说作者想维权但真的是交不起高额诉讼费，“这是一个大学生偶然发现的，作为一个网络文学爱好者，她发现阅读的作品里有大量抄袭的内容。我开始还不相信，我认为一个人不可能精力过剩到抄200本书，但是这个编剧(秦简)做到了。目前，这个案子正在走法律程序，涉及到的几十位作者，有少数愿意参加诉讼，有些不愿意，怕事;愿意参加的也有非常大的顾虑，为什么好几年没有形成诉讼，因为有一个费用的问题，他们都很穷，基本的著作权诉讼费用一般是十万左右。我们国家又不接受集体的诉讼，他们必须自诉。有两个律师事务所的朋友以最低的价格接了这个案子，目前这个诉讼在立案的过程中。”北京晨报记者 冯遐